最近的几次国际峰会，一个半公开话题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内，这个话题讨论得更热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表示，由于缺乏可替代美元的第二种货币，如果美国下调利率，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风险。因此应逐渐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加快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
真正的风险还不在美国下调利率。美国的经济风险已不是货币政策可以解救，1％的利率水平已经限制了下调空间，何况，美国必须考虑美元贬值对其明年发行国债的负面影响。当然，让美元暂时坚挺的考虑很可能在国债发行出去后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9月底，中国以5850亿美元国债持有者的身份成为美国第一大债主，这一方面巩固了中美的关系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担心：保守估计，美国明年将增发破纪录的1.8万亿美元的国债用于拯救经济，超过现在的1.5万亿存量，这是一个全球外汇富裕国都吃不下的巨大单子。如果美国不得已采取印钞票的政策以解燃眉之急，那么对于美元债权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想一想之前美元贬值对于美国财政赤字的缓解，任何人都得承认，这对于美国实在是种诱惑。你不得不承认，国际资本的交往规则，也是黄世仁怕杨白劳。
这种可能的前景实际上可以这样解读：美国的救市进程正在倒逼人民币地位尽早定性。最难权衡的是，如果不放开人民币，中国庞大的外汇资产价值将被美元走势左右，中国可能失去一个扩大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话语权的机会；如果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国外大量储备人民币并将其投入市场，将对人民币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绝对定价权就会受到挑战。和人民币的战略地位一样同样难以权衡的是其在金融危机中的战术作用。央行近期表态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刺激出口，但是不少经济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余永定认为，让人民币贬值将引起国际间的摩擦，使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受到刺激，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利。谢国忠认为，人民币若贬值将带动其他货币跟随贬值，这是个无序竞争的无底洞，无助于解决问题。
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怎么定位？从美元视角和其他经济体的刺激反应去考量，不如从国内经济的视角来考量；从外汇资产的角度去考量，不如从外汇创造者的角度去考量。如果外向型企业继续不振，中国通过持续创造外汇抵消资产缩水损失的对冲能力就将失去。从这个角度说，用各种办法保证出口的活力是当务之急，这其中既包括出口退税率的大幅提高，也应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的下调和人民币的适度贬值。
从国内经济角度考量意味着对人民币面临的困惑要有明确的次序安排。近期，人民币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刺激经济的作用的问题。中期，人民币问题是对冲美元风险保障资本安全问题。长期，人民币问题是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问题。现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意味着中国需要让出部分汇率定价权，这将在客观上限制运用货币手段的空间，而且隐含着其他市场风险。实际上，金融危机显示的就是市场的风险和政府计划的好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幻想，美国可以变为中国一天，用这一天通过法令规定，修正美国过度市场化的种种问题，然后第二天再变回市场经济。市场充满风险之日，不是人民币扩张疆土之时。
这不代表人民币需要一直处于防守态势。对美元潜在风险的无法忽略，决定了中国需要在购进美国资产支持美元的同时与美国展开谈判，就建立对美元资产缩水的补偿机制寻求共识。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完成，也可以通过某种政治协议体现，或许可以综合使用。相对于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补偿机制更现实也更安全。
这种机制构想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充分理解中国对其经济振兴的重要性。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日前发明了“Chimerica”一词，定义为最大消费国、债务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债权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有多么重要。这个词立刻开始传播。
上周，弗格森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Team ‘Chimerica’的文章，提醒奥巴马不要等到明年4月的G20峰会才行动，就职后第二天便赶快召开中美“G2峰会”，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嗯，这真的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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